所以，现代各国法律一般针对的是诉诸暴力行为的政治犯，并不会公开去惩罚非暴力反抗的政治犯。

例如，在强奸案中，对被害人的陈述，可以累积补强如下：（1）医学证据证明被害人在被检查前一小时左右发生过性关系。这种酌定补强，也可以再区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一般的酌定补强，普遍适用于人证不足以证实案件事实的情况。

主要是按照案件时序组织证据，在与构成要件关联的特定时点上分析证据的构成，发现证据印证对该时点要件事实的支持。在证言形成方面，联邦最高法院在一系列判例中强调，在性侵犯类案件审理中应特别重视对被害人指控证言的形成及其发展过程进行仔细厘清。（1）何为证据评价的整体主义。最后一个关键因素，是按照《欧洲人权公约》第六条规定的公平审判权的标准，综合考量案件的各种情况。所谓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是指，询问是查明案件事实所必须的，无论该问题是与案件实质性事实相关还是与辅助性问题（特别是有关证人证言可信度的问题）相关。

本文主要根据荷兰学者Dr. J. S. Nan的文章，对荷兰这一证据法则及其适用作一介绍评析。如达马斯卡在前引论文中所说：这两种认知模式也表现在以下方面：对于事实裁判者接受某一事实主张所需要的证明标准，整体主义的证明制度求助于内心信念，原子主义的证明制度则往往参考外在的标准，如面对相同的信息，一个理性的人所做的判断。正如克鲁格曼（PaulR.Krugman）分析的那样，全球金融资本主义体制势必在投机、虚拟化以及贫富悬殊的温床上孕育贸易保护主义、滋长民粹情绪。

全球化却似乎正在被脱钩、产业链重构、新冷战、数字铁幕所替代，自由民主似乎正在受制于民粹主义。显然，这是两种对立的法治模式。因而也可以说，律师为了自己客户而进行的抗辩，其实在发挥对合法性进行精准监控的作用。预防式警务实际上就是刑事标签理论（labelingtheory）的升级版本，或多或少也助长了有罪推定的倾向。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罗尔斯把互惠性观念作为强调差别原则的最主要根据，实际上平等互惠也是近年来国际贸易战的一个主要理由。从语言的角度来观察人们的意思、行为以及相互关系，可以意识到沟通的流动性、不确定性、复杂性非常突出，这才是社会的真实面貌，也构成权力、货币、意识形态、法律制度对日常生活空间和叙述方式进行分解、定型以及克减其复杂性的前提条件。

不言而喻，这就是思想性综合期刊《二十一世纪》的宗旨或者目标所在。其实，维特根斯坦、哈特也站在同样的立场上，强烈主张以语言为媒介的互动关系覆盖整个社会的、也就是人类的涵义之网，并对主体产生、制度安排以及整个世界的存在方式具有决定性意义。就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国际格局正在发生颠覆性变化，威权、科技与经济绩效的魔幻组合时而引起一片惊愕之声。毋庸讳言，二十世纪正义理论所达到的高度基本上是由罗尔斯（JohnRawls）标识出来的。

鉴于监督机关叠床架屋、监督成本不断攀升、监督者裁量权过大等问题，为政者不得不在轻微案件处理上更多地借助社会的自组织机制，注重调解在处理纠纷方面的功能，并把当事人的承认以及社群的赞同作为司法的正当性根据。（2）相互利益与相互贡献的结合，并且侧重处于有利位置的人们向处于不利位置的人们提供福利或者慈善。在这里，重叠共识的概念取代了全体一致的理想，而沟通、妥协以及反思均衡则是实现社会合作体系的主要手段。但是，人们很快就发现对市场和法治存在完全不同的概念理解，正是这种差异在香港诱发了占领Z环运动，几年后还演变为反对《逃犯条例》修订事件以及逐步过激化的运动。

一个沟通过程与另一个沟通过程相衔接，造成沟通不断扩大再生产的动态，进而形成沟通的网络，这就是社会的整体。然而，起源于美国次贷问题的世界经济危机则促使人们开始反思。

由此可见，今后《二十一世纪》的基本使命应该是继续通过自由而阔达的讨论，来探索中国和世界转型以及摆脱上述悖论的途径，因而有必要特别聚焦二十一世纪人类社会与法律秩序的范式创新问题。面对新冠病毒蔓延，中国也提出了把疫情防控纳入法治轨道的口号，主要体现为严格限制人们活动范围的健康码系统、数字化监视装置以及强制性隔离的举措。

三、多层多样的互惠性与沟通网络中的博弈 我认为，在上述状况设定之下，社会正义的判断标准是什么，实现方式是什么，就成为全新的、非常重要的公共话题。这就在不经意间为正义理论的重点从财富分配转移到风险分配提供了一个适当的契机。因此，通过语言或话语、围绕涵义或价值进行的各种博弈及其有序化机制，应该也有可能成为二十一世纪社会理论的主流范式。面对不断扩大的贫富悬殊和愈演愈烈的认同政治，他把差别原则——对形式正义进行矫正、让最少受惠者的经济利益在可能范围内尽量最大化——作为自己正义理论的核心内容。在纽约、芝加哥、洛杉矶，借助监控摄像器、行踪轨迹大数据以及人工智能推测能力的预防式警务日益发达，并且波及其他国家。在他们看来，被视为语言活动主体的人，其实也是语言活动的产物。

一、历史并没有终结，叙事重新开启 在《二十一世纪》创办之际，福山（FrancisFukuyama）讴歌自由民主体制大捷的论文《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正风行全球，美国的老布什（GeorgeH.W.Bush）总统提出了法治的世界新秩序构想。在这里，我们其实可以发现或者重新理解一个语言社会学派的崛起，沟通理论在当下的认同政治以及世界结构大转型中也显示出一种非常强大的穿透力。

他以社会的多元性为出发点，试图在密尔（John S.Mill）式自由和宽容以及康德（ImmanuelKant）式建构主义的基础上，采取非先验主义、非形而上学的伦理学方法，重新阐释社会契约论，进而通过政治的说服过程来确立制度之德，以及秩序的正当化机制。秩序来自混沌、却又与混沌并存……正是这一系列悖论，使我们对法与社会的本质产生了全新的认识。

无论语境和价值取向有何不同，在美国、中国乃至其他国家，关于社会正义、万全法（Pannomion，边沁[JeremyBentham]语）以及世界贸易组织（WTO）解纷机制的基本共识已经破裂，呈现出两极对峙的形势。与此相映成趣，特朗普（DonaldJ. Trump）总统对美国提供世界公共物品的责任避之不及，也故意摒弃国家治理的共识模式，正千方百计挑起对抗的激情以争取更多的连任选票。

在中国，刑事侦查和搜捕活动还广泛应用5G（第五代行动通讯技术）系统，使尖端信息沟通技术（ICT）渗透到社会控制的每一个角落。根据罗尔斯的分析框架，互惠包括：（1）单纯的相互有利。此时此刻，福山面对认同政治方兴未艾、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大流行的现状，对美国社会的两极分化和政府的低效表现出忧心忡忡。以此为背景，一群分散在两岸四地以及海外的华人知识分子，试图在香港这个特别的空间里，通过围绕公共话题的议论来加强地球意识（金耀基语）以及批判意识（刘青峰语），以便构建中国社会转型的基本共识，进而迎接一个多元的世纪（陈方正语）。

这正是《二十一世纪》在创刊之初标榜茶馆意识和论证性对话的先见之明。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文明冲突的频繁发生、身份政治的日益强化、数字化信息沟通技术的广泛应用导致日常生活世界的数字全覆盖，证明文明间、种族间、阶层间、网民间的对话和相互理解确实已经成为社会结构的决定性因素，沟通正是这个信息时代的核心关键词。

任何公民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都有权利甚至义务诉诸司法救济，法院以终局性判断权来维护法律秩序和实现正义。总而言之，智能网络中难以预测的互动关系、难以解释的算法设计与自动监控的机器官僚主义结合在一起，似乎正在成为法律秩序重构的前提条件，也是当下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数据（信息）驱动社会的现实。

从1990年10月27日算起，三十年的岁月转瞬即逝，《二十一世纪》已经步入而立之境。但是，中国传统的法家式制度设计思路与此截然不同，更强调的是国家对社会权力的限制，以及所谓锄强扶弱意义上的伸冤。

本文原载于《二十一世纪》庆祝创刊三十周年论丛 进入 季卫东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法治观 制度范式 数字化治理 。因此，我们可以通过沟通与沟通之间的关系来界定社会系统以及法律系统，探索自组织、自创生的奥秘。从语言社会学派的立场来看，法与社会本来就是一种基于信息反馈的自组织系统，通过自我叙述、自我指涉、自我塑造而不断进化。新冠肺炎疫情则进一步促进体温测量、追踪检测活动以及基于数字信息技术的监视文化（莱昂[DavidLyon]语）的流行

我们今天所做的，就是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发挥出治国理政、治国安邦的巨大效能优势。新中国成立之初，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面对的是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中国。

[5]相关报道参见《震时先逃，范跑跑受网友讥讽》，《扬子晚报》2008年5月31日。法律责任的道德根据，当然并不意味着任何法律责任对于道德的要求都是同等的。

一般来说，责任人相对于受害人处于较为优势的经济地位，由责任人来承受不利损失，这既符合经济效益原则，也与人们根深蒂固的打富济贫的伦理观念相一致，这也是此类民事责任道德性的一点体现。列宁在《论国家》中指出：我希望你们在研究国家问题的时候看看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